全国人大代表建言加强国土资源工作
2010年是经济形势最为复杂的一年。如何在复杂形势中延续去年平稳较快发展的状态，我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两会提出的应对之策是“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等。作为宏观调控、“促发展、调结构”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土资源管理历来是两会的热点、焦点。本报记者对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有关国土资源的言论进行汇集整理，以期能对加强国土资源管理、服务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有所助益。

2010年是“促转变、调结构”的关键一年。我们必须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全国人大代表中，很多是一方官员，对诸如地价房价、“两个最严格”、统筹城乡等焦点话题乃至整个国土资源管理架构，都有独到见解。在他们的发言中，如何转变发展方式，如何优化投资结构，如何统筹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都直接或间接地谈到了国土资源工作。

节约集约用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促转变、调结构”赢得了代表们的广泛共识。有代表认为，目前我国的经济结构仍以高能耗、低效益、重污染的第二产业为主，在GDP的贡献中占50％。如何实现能源结构多元化、经济结构低碳化、产品结构高端化，在后金融危机时期，转变发展方式已势在必行。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厅长招玉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着重谈了广东省正在开展的“建设节约集约用地示试点示范省”工作。她说，总理的报告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根本，这也是广东今年经济工作的“头号工程”。国土资源管理工作要从三个方面做好服务：

一是按照“促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等“三促进一保持”的要求，制定支持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和自主创新产业化的扶持政策，优先保障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的用地。

二是要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推进“三旧”改造，加快实施土地整治和功能再造，淘汰一批“两高一资”的项目，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力争一年见成效、三年大改观。

三是要进一步完善节约集约用地评价体系，实行扶优限劣的差别化管理，提高用地标准，增强全社会节约集约用地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招玉芳还表示，在“三旧”改造中，广东从存量上找增量，向效益要空间。尽管刚刚起步，已经改造了5万多亩，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建设、城乡统筹、建设宜居城乡等方面的作用初步显现。2009年，广东新增亿元GDP消耗新增建设用地62.1亩，比上年下降11%，节约集约用地示范省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广东将按照国务院领导要求，坚持“全面探索、局部试点、封闭运行、结果可控”的原则，珍惜用好“三旧”改造带来的新的发展空间。为确保“三旧”改造健康有序展开，广东充分利用“二调”成果，将“三旧”改造地块在影像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地利用规划图上标注，并建立数据库，防止弄虚作假。另外，还联合检察、纪检监察等部门制定预防职务犯罪的相关规定，努力把“三旧”改造打造成惠民工程、优质工程、阳光工程。

“三旧”改造是广东省以节约集约用地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金字招牌”。同在广东代表团的深圳市龙岗区南岭村社区党委书记张育彪认为，旧城镇、旧村庄、旧厂房等“三旧”改造是节约用地、集约用地的新举措。广东要将三旧从“普通蛋”变为“金蛋”，推动产业升级，提升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同时，“三旧”改造要符合发展低碳经济、节能减排的需要，突出绿色更新的理念，造福子孙后代。佛山市市长陈云贤认为，要结合“旧城镇、旧厂房、就村庄”改造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传统产业；要通过“双转移”，即珠三角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山区和东西两翼转移，农村的劳动力向城市的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和山区的劳动力向珠三角转移，实现“腾笼换鸟”，淘汰落后产能。

与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的想法不同，中西部地区的代表则希望在国土规划、政策支持、税费改革上，实现产业结构调整。

安徽代表团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汪纪戎认为，对于基层政府和企业在结构调整上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她建议，要从体制机制上查找深层次原因，加快实施国土功能规划，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否则就谈不上主体功能区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力挺山西的煤炭兼并重组，他在山西代表团参加讨论时指出，山西要继续把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摆在突出重要位置。要抓巩固，防止在形势好转情况下出现反复；要抓升级，着力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和效益；要抓改革，推进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煤炭行业管理体制改革以及相关税费制度改革；要抓法制，不断强化法律制度建设，巩固和扩大改革成果。

加强土地市场管理，遏制房价过快上涨

房价是两会期间全民热议的最大焦点。尽管很多房地产界的代表一度回避这个话题，但很多代表尤其是部分官员代表勇于直言，就如何贯彻落实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建议。尤其是海南团的代表，更是踊跃建言，不惧这一敏感话题。

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表示，必须促进住房合理消费，要明确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概念和标准。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的政府保障性住房制度，同时建立有效遏制恶意炒房、恶意推动房价上涨的制度。

同在海南团的罗保铭省长表示，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焦点，海南的房价出现了过快上涨等问题，下一步必须科学规划、规范管理。副省长姜斯宪说，近期，海南的房价出现了过快上涨的现象，海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已经使房价趋于平稳。一是全力推进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把改善中低收入群体的居住条件作为省一号民生工程；二是出台了“暂停商业性开发土地出让、暂停审批新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这“两个暂停”，加强了土地市场管理，防止市、县政府和企业盲目出让、转让土地；三是加强了规划的引导和约束，保持理性和可持续性。

“保障房归政府，商品房归市场”是时下流行的观点。一些代表就加大保障性住房供应、约束投机炒房提出了很多建议。

重庆的房价相对比较平稳。有业内专家认为重庆的很多做法是房价调控的标杆。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曾宣称：要让一个正常就业的普通家庭6.5年工资就买得起一套中低档商品房，否则就不是“宜居重庆”。在两会期间，黄奇帆认为，要从制度上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支撑、高端有约束”，真正使所有居民都“住有所居”。在低端有保障方面，要建立公共租赁房融资平台，对高档商品住房开征特别物业税；要加强对热钱的监管，防止其对房地产市场恶性炒作。

同在重庆代表团的市政协副主席陈万志认为，要科学制定房地产税费体系，征收惩罚性空地税、荒地税，土地增值的大部分要归公；应降低房屋租赁的税赋，研究开征物业税，对居民第一套自住房免征物业税。

内蒙古代表团的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哈斯巴根认为，内蒙古地区气候寒冷，建筑成本高、配套资金紧张，应将廉租房建设补助标准从每平方米400元提高到600元～800元，国家应将经济适用房建设由“暗补”变为“明补”，把土地出让金收益、减免的税费和各种补贴以现金形式直接补助给低收入家庭。县级政府可以设立专项基金，用于保障性住房的贷款担保。

安徽代表团的宣城市市委书记高登榜认为，要从土地出让金中切出一大块，用以加强保障房建设。对第三套及以上住房开征物业税，并通过制定政策法规严厉打击炒房，清理闲置土地。

山西代表团的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海外部经理柳树林建议，在制定土地出让政策时，应当明确保障性住房土地使用的比例，而且房地产不应列为我国的支柱产业，政府财政收入不能过分倚重土地出让金。

一些代表更关注房价背后体制、制度方面的问题，从修改法律制度、完善体制机制、加大查处力度提出了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天津市委副主委曹大正认为，坚决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势头，还需要从最根本的立法入手，要修改《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强化对房地产企业融资行为的监督，科学界定土地出让金的上限和土地开发时限，建立房地产信息公开披露制度，使房地产价格回归到正常波动区间。

河南代表团的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李清林认为，高地价推动高房价，高房价又诱发了高地价，造成地方政府对土地交易税的过分依赖。而且，由于政策执行不力，不按规定收取土地出让金，造成大量土地闲置。因此，必须改变“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化”等同于“城市化”的观念，改变房地产体制，对于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用地，应由政府直接划拨。

江西团的三位代表，南昌市政协副主席龙国英、江西省浙江企业联合会会长陈志胜、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钟虹光都对房地产问题发表了看法，认为要严格控制囤地行为，加大保障性住房供应，逐步取消商品房预售；要成立专门机构对商品房的土地成本、造价进行统一核算、评估，抑制房地产暴利，解决工薪阶层住房难问题；要解决房地产土地出让量不够问题，进一步加大土地供应量。

城乡统筹发展，坚持“两个最严格”

城乡统筹发展尤其加快推进城镇化，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城乡统筹需要很多配套措施要跟上，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户籍制度改革、农业补贴、县域经济发展、农民就业创业政策等。其中，与土地有关的政策，比如土地整治、城乡建设用地增加挂钩等，都将发挥直接有效的作用。

来自国土资源系统的招玉芳代表更关注国土资源政策的作用。她认为，土地整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是“推进城乡统筹、加快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和平台。希望国家支持广东进一步探索深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市场，实现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价、同权，为全国的城镇化建设和《土地管理法》的修订积累经验。

招玉芳还表示，城镇化建设如何坚持“两个最严格”，在广东的“建设节约集约用地试点示范省”建设过程中，土地整治、“三旧”改造是两大亮点。为激励耕地保护与开发，省政府安排40亿元财政资金专项补助耕地开发。2008年补充耕地23万亩，2009年开发补充耕地54万亩。预计今年年底，广东“示范省”建设3年将开发补充耕地110万亩，约是前10年的总和。

宁夏代表团的自治区财政厅厅长王和山表示，宁夏土地整治的潜力大，大约有1500万～1600万亩的后备耕地资源需要整治开发，但资金缺口较大，国家应在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上给予适当倾斜。

福建代表团的建阳市小湖镇马坑村党支部书记徐承云认为，要增加农民收入就要增加投入。由于受到条件限制，山区农业基础薄弱，很多项目很难达到国家投资项目所要求的标准。比如国家级土地整理项目的要求要达到500亩以上，争取下来比较困难，希望引起有关部门重视。

河南代表团的两位代表，平顶山市委书记赵顷霖、开封市市长周以忠都谈到了当前支农资金分散、整合效应差以及村镇建设规划不到位等问题。他们认为，目前的涉农资金总量大，但分口太多，与农村发展整体规划衔接得不够；要加强“三农”投入的科学性，进一步整合涉农资金，提高资金使用率；必须加强城镇和村庄发展规划的编制及其执行的力度，解决县城或小城镇规划编制水平低的问题，防止有些项目摊子铺得太大。

来自福建代表团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表达了对18亿亩耕地红线能否保住问题的关心。他说，现在农民比以前富裕了，想盖新房改善居住条件。但是很多建设都未经审批，还占用很多耕地，对于这样的违法建设，政府常常只是罚款了事。他建议，更加重视农村发展的建设规划，支持农民利用旧宅基地盖新房。

积极探索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很多代表热议的话题。就增加农民土地的财产性收入，实行土地经营权流转、土地股份制合作、土地收益分红等，代表们提出了很多大胆的建议。

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主任贾建慧、浙江省绍兴市委书记张金如、吉林省伊通县县长徐远征分别建议，要积极探索土地流转的模式和机制，推进土地股份制合作，确定合理的利益分配额度。要进一步明确农村集体土地跨区域流转的政策，允许有条件的地区在确保耕地总量不减、质量提高的前提下，在县域范围内跨镇村流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要多形式推进城镇化发展，必须允许通过复垦和土地置换的方式，适度集中现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探索建立农村的城镇化社区，让农民在不舍弃土地的情况下进入社区，转变固有生活方式，推动就地创业增收。

就组建土地流转管理服务机构，安徽省明光市永言集团董事长钱永言、安徽省砀山县葛集镇白腊园村党支部书记刘瑞莲和湖南长沙市志发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志明都认为，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势在必行，建议县、乡两级成立服务机构，专门解决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及其纠纷问题，给业主和农户提供信息，规范流转程序，确保公开公正。要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现专业合作社的规模经营，走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路子。

江苏的四位代表，溧阳市委书记韩立明、盐城市亭湖区区长陈红红、省水利厅厅长吕振霖、太仓市妇联副主席陈静怡都就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出了意见。他们分别认为，要通过产业促进快增收，用大合作组织小农户，让更多农户“家家成股东、户户有分红”，更加重视县域经济发展，推进土地管理制度创新，创新和完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机制，调整土地政策让农村集体土地转为经营性用地所产生的收益更多用于补偿“三农”发展，研究解决农民住房的产权问题，搞活农村生产要素。要引导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有序向城镇转移，同时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制度。

发展低碳经济，重视资源枯竭城市转型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打好节能减排攻坚战和持久战，抓好节能、节水、节地、节材等工作，推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推进资源税改革，努力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模式。

浙江团的代表、奉化市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建议，要加强对低碳经济的宏观引导，把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纳入“十二五”规划，并制定相应的统计、监测、考核办法，提高低碳政策的执行力，引导企业开发低碳技术产业，推动全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的转变。

贵州省水城矿业集团董事长魏永柱建议，尽快制定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按照就近、就地转化的原则，合理布局区域产业。构建低碳经济的法律法规、相关政策，鼓励和扶持低碳经济发展，推动节能低碳技术的创新和产品的研发、推广。选择煤炭产业作为探索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鼓励和支持煤炭企业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探索低碳经济之路，实现可持续发展。

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就发展低碳产业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调结构、促转型要有广泛的社会共识和共同行动，在淘汰落后产能时防止污染简单转移；二是针对我国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集中在西部，在全国范围内统筹优化生产力布局和能源布局；三是我国环境问题逐步呈现水污染的流域性、大气污染的区域性特点，要在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增加区域联防联治的内容，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四是要实现低碳发展与国家节能减排阶段要求相适应。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克昌认为，中国目前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开发低碳技术迫在眉睫，以实现高碳能源低碳化利用和高碳产业低碳化发展。强烈呼吁“开发低碳技术”单列预算。

与上年不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再提资源枯竭型城市，但很多来自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代表，还是提出了很多建议。

陕西省铜川市市长冯新柱认为，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政策依赖性强，资金需求量大，仅靠地方力量难以推动。建议国家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建立专项贷款和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加大税费地方留成比例，提高财政转移支付标准；实行土地优惠政策，开展土地利用试点，对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上缴中央部分全额或部分返还；提高矿产资源补偿标准，开征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税；加大保障性住房支持力度。

辽宁省阜新市长潘利国表示，阜新是全国第一批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试点城市。近年来，阜新的转型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但还远未完成。建议继续把支持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继续加大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支持力度。

湖南省娄底市长张硕辅建议，国家有关部委要支持煤矿瓦斯抽采发电项目建设，建议每度电补贴0.25元，每立方瓦斯补贴0.2元，并将补贴列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范围，以促进煤矿瓦斯治理。将娄底市列入国家资源枯竭型城市和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城市，从项目政策上给予支持。

就推进资源税改革，很多代表认为，应实行差别化税率，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更重视对资源所在地区的收益回报等。

甘肃代表团的中石油公司副总经理喻宝才认为，在资源税改革中，要充分考虑资源所在地政府和群众的利益，实行差别化税率。如果资源在资源所在地加工，就实行低税率；如果是资源输出加工，就实行相对较高的税率。而且，资源税应全部留给资源所在地，以解决当地民生，发展替代产业和改善当地环境。

安徽省芜湖市委书记陈树隆建议，要取消或进一步降低“两高一低”产品出口退税税率，对那些牺牲资源、破坏环境的产品出口开征资源税和环境税；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

陕西省榆林市委书记李金柱认为，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带来影响，建议国家尽快制定国家生态补偿法规，推动资源开发地区发展方式转变。一是将资源税计征方式尽快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适当提高地方财税分享比例，使所在地区有比较充足、长期稳定的治理资金；二是制定生态补偿管理法规，明确责任主体，促进生态补偿规范化；三是建议国家把陕北作为资源开发生态补偿试点地区，以解决由于大规模资源开发所造成的环境问题。

甘肃金川集团公司董事长杨志强认为，国家要根据价格形成机制，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平抑短缺性资源价格，帮助企业规避经营风险，维护国家利益和企业资源供给安全。要出台相关鼓励政策支持循环经济和资源综合利用，将现行的资源税按出矿量征收改为按金属量征收。

内蒙古包头市市长呼尔查对稀土开发和利用非常担忧。他认为，内蒙古稀土储量占全国的80％，居世界首位。稀土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发利用的潜力很大，但目前缺乏产业规划、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科研和产业化脱节，自主创新不足，高端产品开发滞后。建议把发展稀土产业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稀土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融合发展，鼓励稀土产业向应用领域延伸，建立稀土收储制度，在包头建设国家稀土库，打造国家级稀土交易平台。国务院有关部门要设立从稀土研发到产业化全过程的支持计划，引导稀土产业健康发展；要设立稀土产业发展基金，支持稀土战略储备和研究开发。希望中科院在包头建立研究所，设立稀土研发中心，并支持包头尽快组建包头稀土学院。

两会闭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年当中的“后两会时期”。我们希望，这些建议、呼声能为国土资源领域继续强化政策和考核导向、为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促转变、调结构”提供借鉴。(刘振国)

针对最薄弱的环节，力推“六个转变”，即：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大农业转变，由主要依靠物质投入推动经济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转变，由资源粗加工、初加工向精深加工和结构优化、产业升级转变，由高耗能、高排放向发展低碳、绿色经济转变，由忽视生态保护和过度消耗生态资源向保护自然环境、合理开发、建设生态文明转变，由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转变。

——栗战书（黑龙江）

坚决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势头，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住房需求。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从立法入手，建议修改《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强化对房地产企业融资行为的监督，科学界定土地出让上限和时限，建立房地产信息公开披露制度，使房地产价格回归到正常波动区间。

——曹大正（天津）

加快中小城镇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环节是要采取政策手段逼迫产业从大城市向中小城镇转移。要使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超过城镇居民，应让农民从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中获得财产性收入。

——韩启德（浙江）

农民要增加收入就应增加投入，但由于受到条件限制，山区农业基础薄弱，投入大收益又小，很多项目很难达到国家投资项目的标准，如国家平整土地的项目都要求达到500亩以上，比较困难，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能够统筹考虑。山区农民要提高收入就应该在山上做文章。

——徐承云（福建）

近年来，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和解决“三农”问题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还要重视解决好以下问题：一要重视并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收入、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二是重视并妥善解决农民工的身份与保障。建议进一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推动更多资源要素向农村聚焦，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研究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业发展基础更为稳固，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盛亚飞（上海）

一是加大对资源税的征收比重，建立资源型枯竭城市可持续发展基金；支持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二是加强城镇和村庄发展规划的编制及其执行力度，解决县城或小城镇规划编制水平低的问题；三是加强“三农”投入的科学性，要搞好农村生活性基础设施投资与村庄规划的配套衔接。要进一步整合涉农资金，提高资金使用率。

——赵顷霖（河南）

要多形式推进城镇化发展，允许通过复垦和土地置换的方式，适度集中现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探索建立农村的城镇化社区，让农民在不舍弃土地的情况下，进入社区，转变固有生活方式，推动就地创业增收。

——徐远征（吉林）

困扰农民增收的主要问题在农村金融服务上。目前农村贷款利率过高，宅基地和土地经营权不能进行贷款抵押，严重限制了农村多种经营的开展，影响农民增收。建议降低农村贷款利率，解决农村土地贷款抵押的政策性问题，加大对三农的金融服务力度。

——毛丰美（辽宁）

尽快制定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按照就近、就地转化的原则，合理布局区域产业。建立和完善低碳经济的法律法规、相关政策，鼓励和扶持低碳经济发展，推动节能低碳技术的创新和产品的研发、推广。选择煤炭产业作为探索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优先选定西部地区特别是贵州的部分国有煤炭企业开展试点工作。鼓励和支持煤炭企业，特别是贵州的老国有煤炭企业，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探索低碳经济之路，实现可持续发展。

——魏永柱（贵州）

更加重视能源资源安全，研究建立煤炭期货交易市场，建立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关注能源大省在资源枯竭后的生存发展，国家要拿出资金，扶持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加强可控核聚变技术研究，及早考虑煤炭资源枯竭后的能源需要；高度重视稀土资源的战略地位，纳入国家能源资源安全战略，保护好。

——张少琴（山西）

改变观念，坚持创新，加大资金和技术投入建设绿色矿山，是实现绿色工业化的前提。需要政府支持，在矿业权设置上，一个矿区只设一个采矿主体，提高采矿业的准入门槛，支持矿区居民生态移民，支持国有大矿进行资源的深部勘探。

——屈庆麟（云南）